2019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鄭州主持召開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座談會，擘畫了黃河保護發展的宏偉藍圖。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不僅是一項國家重大戰略，更是一幅關乎億萬人民福祉的生動圖景。六載春秋，沿黃九省區以生態保護為筆，以高質量發展為墨，共同探索出一條兼顧生態與發展的革新之路，這條孕育中華文明的“母親河”，正以創新姿態開辟一條高質量發展新航道。
一、從“制約因素”到“核心賦能”：生態保護重塑產業發展邏輯
曾經，黃河流域的產業發展與生態保護似乎處于天平的兩端。高耗水、高耗能、高污染企業沿河布局，農業生產大水漫灌普遍存在，水資源開發利用率高達80%，遠超40%的生態警戒線。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堅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堅持生態優先、綠色發展”，這一理念徹底改變了黃河流域產業發展的根本邏輯。六年來，生態保護不再是劃設紅線、限制發展的“制約因素”，而是成為驅動產業升級、重塑經濟邏輯的“核心賦能”。流域內各地摒棄高耗水、高耗能、高污染的傳統增長模式，轉向探索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的新模式新路徑，這種轉變并非被動適應約束，而是主動以生態價值賦能的產業創新。寧夏淘汰落后產能，對傳統企業進行綠色化改造，單位GDP能耗下降15%；內蒙古鄂爾多斯煤礦礦區，采煤沉陷區變身光伏基地，實現“采煤不見煤、產煤不燒煤”；青海湟水河畔，曾經的老工業區變身生態文旅走廊，游客量年均增長30%以上。從“制約”到“賦能”的轉變，核心在于重構了生態與產業的關系：生態保護不再是產業發展的外部成本，而是內生于經濟增長質量提升的核心資產。黃河流域的實踐揭示，唯有將生態保護深度嵌入產業發展的邏輯，才能實現發展與保護的協同共贏。這條賦能之路，正是中國經濟邁向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選擇，也為全球流域治理提供了深刻啟示。
二、從“以水定城”到“以水定產”：水資源剛性約束倒逼產業革命
“有多少湯泡多少饃”，總書記用生動比喻強調了水資源的最大剛性約束。黃河流域水資源總量僅占全國的2%，卻承載著12%的人口、13%的糧食產量和14%的GDP。傳統粗放增長模式視水資源為可無限榨取的饋贈，致使黃河流域陷入“水瓶頸”與發展焦慮的惡性循環。高耗水農業遍地開花，重化工業沿河密布，部分支流“有水皆污，有河皆干”，水資源成為黃河流域發展的最大短板之一。六年來，“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產”原則徹底重構了沿黃地區的產業選擇，也標志著黃河流域發展邏輯的深刻轉變——從被動適應到主動約束，從規模擴張到質量躍升。沿黃各省區正以水為尺，重塑經濟地理與產業版圖，水資源剛性約束非但不是發展的枷鎖，反而成為倒逼產業革新、催生創新浪潮的引擎。寧夏嚴控高耗水作物面積，大力發展滴灌、噴灌等節水農業，并探索“農業－光伏”互補模式；內蒙古鄂爾多斯推動煤化工產業綠色低碳轉型，突破節水技術；河南、山東依托國家戰略，在沿黃地區布局大數據、新能源等低水耗高新產業。政府通過水權交易、差別化水價等市場杠桿，清晰傳遞“用水成本”信號，引導資本與勞動力從“水密集型”產業轉向“水高效型”領域。從“以水定城”到“以水定產”正是黃河流域對全球生態危機時代的發展之問作出的中國回答。
三、從“要素驅動”到“創新驅動”：傳統產業轉型與新興產業崛起
黃河流域曾是我國重要的能源、化工、原材料生產基地，存在產業層次偏低、核心競爭力不足、同質化競爭嚴重等嚴峻問題。從“要素驅動”到“創新驅動”，不僅是一場發展方式的變革，更是黃河流域搶占未來競爭制高點、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選擇。沿黃各省區加速運用人工智能、大數據、工業互聯網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對傳統制造業、能源、農業進行全方位改造。山東推動高端化工、高端裝備制造等優勢產業智能化升級；河南依托數字技術重塑農業產業鏈，提升附加值。這些實踐表明，科技創新能夠重塑傳統產業的生產方式與價值創造模式，使其在新時代煥發強大競爭力。與此同時，大力培育和壯大新興產業，是構建黃河流域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戰略方向。圍繞綠色低碳、數字經濟、生物醫藥、新材料等前沿領域，沿黃地區積極布局未來產業。甘肅、寧夏等地聚焦新能源產業，借助風光資源優勢打造“綠色硅谷”；西安、鄭州等中心城市大力發展數字經濟，吸引創新要素集聚。這些新興產業以知識、技術、人才為核心要素，具有創新活躍、技術密集、附加值高等特征，正在成為引領流域高質量發展的新增長極。從“要素驅動”到“創新驅動”，黃河流域既保持產業根基，又躍遷至價值鏈高端的奮進之路，塑造了更具韌性的現代經濟生態，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譜寫高質量發展的新篇章。
四、從“行政區經濟”到“流域經濟”：突破區劃界限與共建共享
黃河流域橫跨九省區，上下游、左右岸發展不平衡問題突出，曾長期陷入“各自為政”的困境：上游側重生態保護與局部發展，中游謀求能源與農業增長，下游追求高速經濟擴張，缺乏有效協同。流域作為一個完整的自然－經濟－社會復合生態系統，唯有打破行政區劃的壁壘，方能回應其內在的整體性要求，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戰略的最大創新之一就是突破了行政區劃界限，首次將流域作為完整的經濟單元進行統籌規劃。六年來，沿黃各地積極探索區域協同發展機制，打破行政壁壘，實現優勢互補。豫魯兩省簽訂的《黃河流域（豫魯段）橫向生態保護補償協議》開創了跨省生態補償先例；沿黃各省區共同打造“黃河科創大走廊”，整合西安、鄭州、濟南等地的科技資源，推動創新要素自由流動；上游筑牢“中華水塔”，中游依托能源優勢探索綠色低碳轉型，下游擴大開放能級，形成優勢互補、協同互進的流域產業生態圈，這種區域協同發展模式，改變了以往碎片化發展方式，形成了流域整體發展合力。從“行政區經濟”到“流域經濟”的轉型，是一場發展觀與治理觀的深刻革命，不僅是對地理規律的回歸，更為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新實踐。以流域為單元統籌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統治理，黃河必將成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也為中國乃至世界的流域可持續發展書寫嶄新的“黃河方案”。
五、文化+生態：文旅融合新路徑激活流域發展新動能
黃河，既是奔流不息的生態脈絡，更是璀璨奪目的文明搖籃。從河湟文化到齊魯文明，從彩陶青銅到詩詞歌賦，黃河文化層疊厚重、綿延不絕；同時，流域內高山、草原、濕地、峽谷交錯分布，生態系統多樣且敏感。然而，過去發展中存在的生態破壞與文化割裂問題，也警示我們必須走一條保護與開發并重的新路。將文化和生態視為共生共榮的有機整體，通過文旅融合激活流域內在活力，是實現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重大國家戰略的必然選擇。六年來，文旅融合成為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點。在山東，黃河口生態旅游區將壯闊的濕地景觀與古老的黃河農耕文明、移民文化巧妙融合，讓游客在觀賞“黃藍交匯”奇觀的同時，感受人文歷史的脈動。河南通過打造“黃河文化帶”，將沿黃生態廊道建設、文化遺產保護修復與鄉村旅游發展一體推進。甘肅、山西等地的特色小鎮與民宿，深度挖掘地域文化，堅持低碳環保理念，為游客提供沉浸式體驗，讓生態優勢轉化為發展優勢。2019年至2024年，黃河流域文旅項目投資超過2000億元，A級以上旅游景區增加到2000余家，文化產業增加值年均增長超過12%，高于GDP增速4～5個百分點。“文化+生態”的文旅融合，不僅創造著可觀的經濟效益，更重塑了人與自然、遺產與未來的和諧關系，為黃河流域發展注入新動能。
結語：高質量發展的黃河智慧
六年來，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從生態核心賦能到以水科學定產，從創新要素驅動到文旅融合發展，再到流域經濟共享，黃河流域正在探索一條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路徑。展望未來，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仍面臨諸多挑戰，但六年來的實踐已經奠定了堅實基礎，積累了寶貴經驗。隨著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戰略的深入實施，“母親河”必將煥發新的生機活力，為中華民族的永續發展提供更加堅實的支撐。
（作者：陳肖飛，河南大學黃河文明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生導師）
